杨慎论李白综述

杨慎论李白综述

王仲镛

杨慎，字用修，别号升庵，四川新都人。明正德六年状元，授翰林院修撰。嘉靖  年，以上疏议大礼，两被廷杖，毙而复苏，旋谪戍云南永昌卫，时年三十七。嘉靖三十八年，卒子戍所，已七十二矣。升庵为太白、东坡以后蜀中最大诗人，生平著述宏富，为明代之冠。于蜀中历世诗人中，对太白尤为     ，所论可取者独多，以散见难观，爰综而述之。

(一)

太白为蜀绵州彰明人，唐宋人本有记载。而《旧唐书》以为“山东人”；《新唐书》但著唐之宗室，不书里贯。因此，在明代以前，众说纷纭，迄无定论。当时官修《大明一统志》，即入李白于“山东人物类”。升庵于此憾焉，尝多所考论，推其致误之因云：

杜子美诗：“近来海内为长句，汝与东山李白好。”流俗本妄改作“山东李白”。按乐史序《李白集》云：白客游天下，以声妓自随，效谢安石风流，自号东山，时人遂以东山李白称之。子美诗句，正因其自号而称之耳。流俗不知而妄造，近世作《大明一统志》，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，而引杜诗为 证。近于郢书燕说矣。噫，寡陋一至此哉！（《诗话》卷七“东山李白”）按，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：“阑携昭阳，金陵之妓，迹类谢康乐，世号为李东山。”李阳冰《草堂集序》亦云：“咏歌之际，屡称东山。”升庵殆指此事，以为“乐史序”，误。盖升庵涉览浩博，身处流放，著述往往取之腹笥，故不免偶然误记，无足怪也。又云：

《成都古今记》云：“李白生于彰明县之青莲乡。”而刘全白《李翰林墓碣记》以为“广汉人”。盖唐代彰明属广汉，故独举郡称云。考公之自叙《上裴长史书》曰：白少长江汉，见乡人司马相如大夸云梦之事，云楚有七泽，逐而观焉。又与逸人东  子隐于岷山之阳，巢居数年，不迹城市。广汉太守闻而异之，因举二人有道，并不起。今按东  子，梓州盐亭人赵蕤，字云卿。岷山之阳，则指康山，杜子美赠诗所谓“康山读书处”。其说见《晏公类要》。郑谷诗所谓“雪下文君沽酒市，云藏太白读书山”者也。广汉太守，则苏逛也。逛《荐疏》云：“赵蕤术数，李白文章”，即其事也。公后在淮南《寄赵征君》诗云：“国门遥天外，乡路远山隔，朝忆相如台，夕梦子云宅”，可证矣。五代刘晌修《唐书》以白为山东人，自元稹序《杜诗》而误。诗云：“汝与东山李白好。”乐史云：李白慕谢安风流。自号东山李白。杜子美所云，乃是东山，后人倒读为山东。元稹之序，又由于倒读杜诗也。不然，则太白之诗云：“学剑来山东”；又云：“我家寄东鲁”，岂自诬乎？宋有晁公司武者，孟浪人也，遂信《旧唐书》及元稹之误，乃曰：太白自叙及诗，皆不足信。噫，世安有已之族姓，已自迷之，而旁取他证乎？《新唐书》知其误，乃更之为唐宗室，盖以陇西郡望为标也。善乎刘子玄之言曰：“作史者为人立传，皆取旧号，施之于今，为王氏传，必曰‘琅琊临沂人’，为李氏传，必曰‘陇西成纪人’，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？（下略）”宋景文修《唐书》其弊正坐此。夫族姓郡国，关系亦大矣，诵其诗，不知其人可乎？余故详著而明辩之，以订史氏之误，姓谱之缺焉。（《升庵文集》卷三《李太白诗题辞》）

此论剖析入微，有理有据。除此以外，《丹铅总录》中“蜀士大夫多不居本乡（卷二）、“晁公武《读书志》多误”（卷十四）、“太白游历出处”（卷十四）各条，对此复    论辩，不厌其祥。加以升庵久戍云南，于太白以蜀士而思蜀土，怀归之情，体会更深，故一则曰：

太白《渡荆门》诗云：“仍怜故乡水，万里送行舟。”《送人之罗浮》诗：“尔去之罗浮，余还憩峨眉。”又，《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〈诗云：“国门遥天外，乡路远山隔，朝忆相如台，夜梦子云宅。”皆寓怀乡之意。（《丹铅总录》卷十二）。

再则曰：

“蜀国曾闻子规鸟，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叫一回肠一断，三春三月忆三巴”。此太白寓宣州怀西蜀故乡诗也。（《诗话》卷七“《杜鹃花》”）

尤以所述“太白诗语及峨眉”云：

李太白《蜀道难》云：“西当太白有鸟道，可以横绝峨眉巅。”《赠僧行融》云：“梁日汤惠休，常从鲍照游，峨眉史怀一，独映陈公出。桌绝二道人，结交凤与麟。”《送友人之罗浮》云：“尔去之罗浮，余还憩峨眉，中道阔万里，霞月遥相思。”《登峨眉山》云：“蜀国多仙山，峨眉邈难匹。青冥倚天开，彩错疑画出。泠然紫霞赏，果得锦囊术。云间呤琼箫，石上弄宝瑟。平生有微尚，欢笑自此毕。烟容如在颜，尘累忽相失。俏逢骑羊马，携手凌白曰。《峨眉山月歌》云：“月出峨眉照苍海，与人万里长相随。黄鹤楼前月华白，此中忽见峨眉客，峨眉山月不定还送君，风吹西到长安阳。”《粉本山水歌》云：“峨眉高出西极天”绝句云：“峨眉山月半轮秋。”“蜀人，而注想留咏于峨眉。书此以示寄游之意云”。（《升庵外集》卷四）。

则以己度人，深情绵邈，更足为太白为蜀人之明证。

其“东山李白”之说，清人朱骏声撰《唐李白传》，即已采入。（见《传经室文集》卷八）至以太白为蜀人；太白故里在彰明县之青莲乡；杜诗所谓“匡山读书处”，不在匡庐，而在江油县西三十里，皆已分别载于《嘉庆重修一统志》以及《全蜀总志》、《四川通志》。而山东省志，则以太白入于“流寓”一目矣。

（二）

太白天才卓绝，不谐于世。赐金还山，已同废黜；长流夜郎，更滋万愤。而历代论者，每不原其深心，往往訾其狂放。以王安石之贤，犹云：“（白）其识渝下，诗词十句，九句言妇人、酒耳。”（见《冷斋夜话》）升庵于此，殊不谓然，尝举前人所论辩之云：

范传正作《李太白墓志》云：“白常欲一鸣惊人，一飞冲天，彼渐陆，迂乔，皆不能也。及其谪退。乃叹曰：‘千钧之弩，一发不中，则当摧   折牙而求息机用，安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！’用是脱屣轩冕，释羁缰锁，因肄性情，大放于宇宙间，意欲耗壮心而遣余年。”此数语足以尽太白为人。刘全白有《李翰林墓碣记》云：“太白，广汉人，性倜傥，知纵横术。善赋诗，才调逸迈，往往兴会属词，恐古之善诗者亦不逮。”裴敬有《李白墓碑》曰：“白为诗，格高旨远，若在天上物外。”任华（《文苑英华》作独孤及）《送李白之曹南序》曰：“彼碌碌者徒见三河之游倦，百镒之金尽，乃议子于得失亏成之间，曾不知才全者无亏成，志全无得失，进与退，于道德乎何有？”

（《升庵文集》卷四十九）

升庵才情抱负，本与太白为近。其早蹑清贵，名重一时，而一经贬斥，终身不返，遭遇亦与太白略同。太白“胸怀洒落，虽遭窜徙，亦不甚哀痛。”（赵翼《瓯北诗话》卷一）升庵则在云南谪戍三十余年间，亦复疏狂自纵，时或插花傅粉，放诞风流。及至游心于文学著述之林，老而兴趣弥笃。其与太白之逍遥物外，纵情诗酒，实亦貌异心同。其以“意欲耗壮心而遣余年”之语，足以尽太白为人，正是结合自身的深切体会。与王安石之皮相论人，自不可同日而语。升庵《答重庆太守刘嵩阳书》论及当时经学与 诗歌之弊，云：窃不自揆，欲训诂章句，求朱子以前六经；永言缘情，效杜陵以上四始，斐然之志，确乎不移”，因谓“走岂能执鞭古人亦聊以耗壮心而遣余年。”（见《升庵文集》卷六）见其志尚所寄，实与太白相同也。

（三）

李阳冰云：“卢黄门（藏用）云：‘陈拾遗横制颓波，天下质文，翕然一变’。至今朝诗体，尚有梁、陈宫掖之风，至公（李白）大变，扫地并尽。”（《草堂集序》）李白自述，如《古风》第一首“大雅久不作，吾衰竟谁陈”之语、“五言不如四言，七言又其靡也”之论，看来也是以复古自命。而按之实际，则殊不然。清人赵翼即谓“细观之，梁、陈之风，究未扫尽也。”（《瓯北诗话》卷一）升庵论诗，虽有偏好而无偏见，以为“人人有诗，代代有诗。”（见《升庵文集》卷三《李前渠诗引》）且以一代文学之盛，非复一蹴而几，有其流必有其源，其《千里面谭》、《五言律祖》诸书，即皆缘是而作。尝云：“以艺论之，杜陵诗宗也，固已赏夫人之清新、俊逸，而戒后生之指点流传。乃知六代之作，其旨趣虽不足以影响大雅，而其体裁，实景云、垂拱之先驱，开元、天宝之滥觞也。”（《升庵文集》卷二《选诗外编序》）这乃是发展的观点，又是从诗歌的艺术特点出发，其称杜甫所赏之“诗人”，则鲍照、庚信，而杜又以之比况太白者也。杜《赠李白》所谓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，清新庚开府，俊逸鲍参军”是已。杜又称太白长句，有“何（逊）、刘（孝绰）、沈（约）、谢（眺）力未工，才兼鲍照愁绝倒”之语，则太白之所以诗高千古，正是由于他能尽揽六代风华，席丰履厚，而又善于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结果。升庵既言“李太白始终学《选》诗。”（《诗话》卷七“学《选》诗”）又称其上规谢灵运，（《丹铅总录》卷十八“素足女”）下采徐陵，（《丹铅总录卷二十一“太白用徐陵诗”》）而“论太白诗祖乐府”之说尤精：

古乐府：“暂出白门前，杨柳可藏鸟。欢作沈水香，侬作博山炉。”李白用其意衍为《杨叛儿歌》曰：“君歌《杨叛儿》，妾劝新丰酒，何许最关情，鸟啼白门柳。鸟啼隐杨花，君醉留妾家。博山炉中沈香火，双烟一气凌紫霞。”古乐府：“朝见黄牛，暮见黄牛，三朝三暮，黄牛如故”。李白则云：“三朝见黄牛，三暮行太迟。三朝又三暮，不觉鬓成丝。”古乐府：“郎今欲渡畏风波。”李白云：“郎今欲流缘何事？如此风波不可行。”古乐府：“春风复多情，吹我罗裳开。”李反其意云：“春风复无情，吹我梦魂散。”古人谓李诗出自乐府古选，信矣。其《杨叛儿》一篇，即“暂出白门前”之“郑笺”也。因其拈用，而古乐府之意益显，其妙益见。如李光弼将郭子仪军，旗帜益精明，又如神僧拈佛祖语，信口无非妙道，岂生吞义山、拆洗杜诗者比乎？

（《丹铅总录》卷十八）

《丹铅总录》卷二十，另有“太白《杨叛儿》曲”条，论此尤详。《李白集》现有乐府诗一百五十余首，其中不少五、七言短章，与六朝乐府声情宛似，神味无别。而太白之所擅场当世，照耀千秋者，端在七言歌行，绝句近体，而独不在于四言、五言。这乃是顺应了六朝以来诗歌发展的道路，而不是单纯追求建安风骨、正始之音，取得成功的。他能超过陈子昂，而完成了其所提出而未能完成的诗歌革新之业的根本原因。或在于此。

（四）

升庵于李杜，时或有所抑扬。如举《饭颗山》诗以言李“讥杜拘束”；（《丹铅总录》卷二十“李太白论诗”）以《下江陵》诗与杜“朝发白帝暮江陵，顷来自击信有征”为此，而言李优于杜。（《诗话》卷七十“巫峡江陵”）又谓：“庄周、李白，神于文者也，非工于文者所及也。文非至工则不可为神，然神非工于所可至也。”（《丹铅总录》卷二十二“琐语”）称李白为古今“诗圣”。（《升庵文集》卷三《周受庵诗选序》）又言“杜诗语及太白无虑十数篇，而太白未尝假借子美一语，以此知子美倾倒太白至难。”（《丹铅总录》卷十“太白子”），其于太白向往之情，固不可掩。然并论李杜时，无论征引旧说或申以已意，毕有异同而无轩轾。如云：

杨诚斋云：“李太白之诗，列子之御风；杜少陵之诗，灵均之乘桂舟、驾玉车。无待者，神于诗者欤？有待而未尝有待者，圣于诗者欤！宋则东坡似太白，山谷似少陵。”徐仲车云：“太白之诗，神鹰瞥汉；少陵之诗，骏马绝尘。”二公诗评，意同语亦相近。余谓太白诗，仙翁剑客之语；少陵诗，雅士骚人之词。比之文，太白则《史记》，少陵则《汉书》也。（《丹铅总录》卷十八“评李杜”）又引敖陶孙《诗评》：“李太白如刘安鸡犬，遗响白云。核其归存，恍无定处。”“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，后世莫能拟议。”（《诗话》卷四“敖器之评诗”）乃若杜优于李。故就总体言，升庵非“扬李抑杜”者也。其于李、杜二家诗选中，对李持选尤严，仅一百六十余首。亦见升庵平实为心，不至阿其所好矣。

（五）

升庵于太白之诗校注整理，亦多所创获，往往为前人之所未及。摘要举之如下：

《哭宣城善酿纪叟》予家古本（第三句）作“夜台无李白”，此句绝妙。不但齐一死生，又且雄视幽明矣。昧者改为“夜台无晓日”，夜台自无晓日，又与下句何人字不相干。（《李诗选》批语）

《酬崔十五见招》“手迹尺素书，如天落云锦”句，曹子建“譬海出明珠”，与此句法同。太白五言如“菖蒲花紫茸”及“登华不注峰”与此句，皆奇崛异常。（《同上》）

《长干行》“八月蝴蝶黄”句《唐文粹》作“黄”，今俗本作来，非也。蝴蝶以春时来，八月非来时也。秋蝶多黄，感金气也。白乐天诗： “秋花紫蒙蒙，秋蝶黄茸茸。”此可以证也。（《同上》）

《横江词》六首，章虽分局，意如出珠，俗本以第一首编入长短句，后五首编入七言绝句，首尾冲决，殊失作者之意。如杜诗《秋兴》八首，亦分作二处，余特止之。凡古人诗歌，不可分，类如此。（《同上》）

《相逢行》予家藏乐史本最善，今本（“夹谷相借问，知从天上来”下）无“怜肠愁欲断，斜日复相催。下车何轻盈，飘飘似落梅”四句。太白号斗酒篇，而其诗精练若此，所以不可及也。（《诗话》卷七）

《胡无人》尾句（“履胡之肠涉胡血”）全效《古胡无人行》“望胡地，何险侧，断胡头，脯胡肌”，而注不知引。又郭氏《乐府》亦不载，盖止此四句而余亡矣。（《诗话》卷七）

《登广武古战场怀古》“沉醉呼竖子，狂言非至公”句，阮籍登广武而叹曰：“时无英雄，使竖子成名。”谓沛公为竖子乎？伤时无刘项也，竖子，指魏晋间人耳。太白亦误认嗣宗语也。（《同上》）

《陪族叔侍郎晔及贾舍人至游洞庭》此诗之妙不待赞。前句云“不知”（“水尽南天不见云”），后句云“不知”（“不知何处吊湘君”）读之不觉其复，此二“不字”，决不可易。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诗，取其流畅，不似后人之拘拘耳。聊发此义。

（《同上》）

李白诗：“东阳素足女，会稽素舸郎，相看月未堕，白地断人肠。”按谢灵运有《东阳溪中赠答》二首云：“可怜谁家妇，绿流洗素足，明月在云间，迢迢不可得。”答诗云：“可怜谁家郎，绿流乘素舸。但问 情若为，月就云中堕。”太白盖全祖之也。而注不知引。（《丹铅总录》卷十八）

《荆州歌》，此歌有汉谣之风。唐人诗可入汉魏乐府者，惟太白此首及张文昌《白鼍谣》李长吉《邺诚谣》三首而止。杜子美却无一篇可入此格。（《李诗选》批语）

录此以见一斑。

由是言之，升庵之于太白，其认识理解，研究功深，胥非明代以前诸家所能及，即清人亦少足以媲其成就者，其为吾人今日之进一步系统研究李白，固已导夫先路矣。

一九八二年九月